我开始和周佛海谈的第一个问题，是问他们怎样脱离重庆的。因为那时重庆军统和中统的特务那么多，而且水陆空交通都由军统严密控制，怎么能跑掉那么多的重要人员？周佛海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也投其所好。首先问他的都是他过五关斩六将的得意之作，以便引起他的兴趣。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与我过去所掌握的不少地方有出入，但我还是相信他讲的比我听到的要真实一些，即使带上几分吹嘘自己的地方，但毕竟是他亲身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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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们之出走，先是由汪精卫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的。汪走的前几天，便让他妻子陈璧君去昆明，借口游览地方名胜，实际上是去找当时云南地方的最高军政负责人。得到他的全力保证支持之后，由陈用约好的暗语与汪通长途电话，汪才叫当时交通部部长彭学沛给他弄了三张去昆明的飞机票。那时买飞机票，是要通过军统直接掌握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航空检查所审批后，航空公司才肯卖票的。由于航空公司是由彭学沛以部长名义要买的，所以他们便不经航空检查所审批，作为公司内部人员因公而拿到了三张机票。汪精卫还不十分放心，又叫陈璧君从昆明飞回重庆，当面把她和云南地方负责人的态度和保证以及为他们包租去越南河内的飞机等等弄清楚，认为有绝对的把握后，才于1938年12月18日，在离飞机起飞前三分钟，赶到机场。这时在机场担任检查任务的军统的特务们一看匆匆赶来的客人中有国民党副总裁和夫人加上一位副秘书长，便不敢阻止他们登机，只好打电话向军统局的主管人员请示。接电话的一位股长不敢做主，等他去找科长请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当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时，云南地方某最高负责人早派专人前往迎接，并设盛宴款待，第二天即包了一架法国飞机，把他们送往河内去了。

我对周佛海谈的这一段经过不完全同意，因当时在飞机场担任检查的军统特务告诉过我：汪精卫逃离重庆时，是借口去成都视察四川省的党务工作，特务因事前未得到通知，又不是按正规手续申请购买机票的，所以便阻拦他登机，被汪精卫怒斥了几句，说他这位党的副总裁，连去外省视察党务都要受限制，这是什么人规定的？特务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会叛逃，还担心他去找蒋介石吵闹，连戴笠也得挨批，所以让他和陈璧君、曾仲鸣上了飞机。当时那架飞机是由重庆经成都飞昆明的，他在成都机场休息片刻，正在成都的陈公博赶到机场见了他，悄悄说了几句，便送他登机飞往昆明。随后，陈公博借口去昆明几个大学讲演也离开了成都。他到昆明也是得到云南某最高负责人之助，乘法国航空公司飞机飞往河内的。陈公博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民训部部长，在汪逆系统中，一向与国民党政府的实业部部长顾孟余为汪的左右手。他知道汪叛逃后，他不早点出走是没有机会能走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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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的叛逃，最近看到台湾出版的《蒋介石传》中却说：汪是借口去成都视察，当时因蒋介石出巡不在重庆，所以没有人敢拦阻他，因而能从容飞往成都。到成都后，便有一架秘密飞机等在那里，把他从成都接去昆明，转飞河内。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由台湾翻译出版。这位外国人可以说完全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成都的几个飞机场和附近的新津机场不但都有特务在检查，而且军用机场也有军统派在空军中的特务在搞监视侦察等活动，哪能容许什么秘密飞机停在机场等候？当时云南地方那位最高负责人也没有私人飞机，汪与日寇还没有勾结上，日本更不可能派飞机去成都接他了。实际是那架班机只是在成都民用机场加油时，停了一会儿汪逆曾走了下来与陈公博密谈了几句，又上了原机飞往昆明。这件事经过几种传说便越说越神，越传越离奇了。

据周佛海告诉我，汪精卫离开重庆时，曾留一封很长的信给蒋介石，不过是等他离开了中国国境后才送给蒋介石的，汪在这封信中，除了分析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战前途的艰难外，还说他之离开有不得已之苦衷，希望蒋谅解他，并再三强调：国土已沦丧大半，所剩后方几个省欲再撑持恐非易事，不如分途进行挽救祖国危急局面，故让蒋担任容易的方面，即继续抗战下去；他则担任最困难的方面，从敌人手下去拯救人民，实际上就是去搞所谓和平救国。周佛海说，汪在这封信中是说蒋介石继续主持抗日工作，将来不论是胜是败，凡参加过抗日的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为了保全国家元气去与敌言和，不论其如何苦心为国，必将落得个千古罪人之名。所以汪精卫认为为国家前途打算，只有和战并行，才是一条万全之策。这就是他们去当汉奸卖国贼的谬论。

周佛海说他偷偷离开重庆时，也留下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身边主持机要工作的陈布雷，请他等蒋出巡回来再转呈给蒋。信中也是说明自己离开重庆的苦衷，是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去为沦陷区人民做点工作。他与我谈话中说他很感难过的是只把他的老婆杨淑慧带走而把老母亲丢在重庆，被军统抓去当了人质，最后死在军统息烽监狱中。对这点，他几次都表示过十分伤心，还说不了解他的人，说他不忠不孝。

由于汪精卫和周佛海临叛逃前都有信留给了蒋介石，而且是赤裸裸地说明虽是分道扬镳，目的都是一样，所以当时许多人便传出了这是蒋汪在演双簧，一个在战场上唱红脸，一个则到敌人统治区去唱白脸。

有一次听周佛海在津津有味的丑表功，说他们是如何苦心救国不惜牺牲个人名节时，我曾禁不住脱口而出：'你们不怕老百姓骂你们是汉奸卖国贼吗？'这句话刚一出口，我自己也感到太冒失而有点后悔。没想到他听到后也唰的一下站了起来，在房中急急忙忙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冲着我，几乎是要大发脾气又极力忍下去的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我当时也做了一下准备，如果他要顶撞我，我也丝毫不会在一个汉奸面前示弱，会用更强硬的语言回击。我想顶多是不再和他聊天，没想到他可能也看出我那副做好准备的样子，而感到人在矮檐下，不敢不低头。他只是长叹一声之后，用略带牢骚的口吻，也是汉奸们常用以自我解嘲的语言尽力压低声音，但还是可听出比平日说话的声音大得多：'说我们是去当为国人不能谅解的汉奸，我们承认，也有时感到这两个字的可耻。但说我们是卖国贼，杀了我我也不承认！因为我们无国可卖，只是替被敌人占领了的国土上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些国土是敌人交给我们的，怎么反而说是我们卖掉的呢？说实在的，有条件有权力卖国的决不是我们，而是……'一看到他那满腹委屈的样子，本来可能最后说有条件有权力卖国的是将介石集团，但他没有敢说出来。我本想再驳他几句，但一看到他已把头快垂到胸前，丁默郁也在外面长吁短叹，这些几个月前还可随意杀人的大汉奸今天已落到这可耻的下场，我也不愿再去刺激他们，便敷衍了几句就走了。虽然这次没有因这句话而和他闹翻脸，但也使我懂得：即使到了那种地步，这些人还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是汉奸卖国贼，还有一套为自己遮羞的谬论。

我和周佛海谈话中另一个重点是汪精卫在河内遇刺未中的问题。因刺杀汪的主持人是我姐夫余乐醒，所以我对此案既熟悉又感兴趣，想从他口中得到另一些我不完全了解的情况。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命令戴笠派特务去河内刺汪而误毙曾仲鸣，是故意做出的两人誓不两立的一种姿态，怕被人说成蒋汪是互为勾结有意派汪投敌的。其实，那次的确是蒋决心杀汪，一些有政治头脑而深知内幕的人也认为杀汪不是假而是真。蒋怕日本人得了汪之后，不再以蒋为对手进行和谈，故必须将汪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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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所了解的情况是，汪等三人到达河内后，即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朱培德在河内高朗街27号的寓所内，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得知这一消息，便于12月22日（汪抵河内四天之后）重新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取消过去他所发表的'今后不与国民党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声明。另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我曾问周：'近卫改变声明，是不是由汪精卫向日方提出取消不与国民党政府为交涉对象，而转以可代表国民党的汪精卫为谈判对象？'周对此既不肯承认也不加以否认，只含含糊糊地说：'近卫改变这一声明，可能是由于看到汪出走后才决定的，事前他没有听说先由汪主动提出过。'他说，不过近卫声明发表后，他与随后追到河内的陈公博都与汪研究过好几次，拖了一个星期，汪才亲自起草了1000多字的一份长电发给重庆的蒋介石和国外许多新闻单位。这一电报即现代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十二月廿九日在诗韵中为去声二十九韵。电报省字，便以韵目来代替）。由于它是在报上公开发表的，所以引起了国内外一片震惊。在这一电报中，汪精卫的面目便完全暴露出来了。